在2022年全國兩會上，“數字經濟”成為一個熱詞。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加強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釋放數據要素潛力，更好賦能經濟發展、豐富人民生活。
數字經濟，自2017年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以來，已累計5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在這5份政府工作報告中，從僅出現“數字經濟”四個字，到2022年有一整段177個字的內容，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公開數據顯示，同期我國數字經濟從27.2萬元增長至2020年的39.2萬億元（2021年預估為45萬億元左右），占全國GDP的比重從近三分之一增加至近四成。
不過，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對新京智庫表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有所減緩，此前所積累的先發優勢正受到嚴峻挑戰，不能因為中國經濟增速整體放緩就認為數字經濟的增速下降是理所當然，“如果這么理解是完全錯誤的。這是一個大問題，應該引起社會各個方面的重視。”
數字經濟將成中國經濟新增長點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劉尚希今年兩會上再次提交了數字經濟相關的提案。他認為，數字經濟是數字革命的一種結果。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時，數字經濟將成為中國經濟未來新的增長點和中國未來的國際競爭力所在。
2021年5月，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下稱“分類（2021）”）定義，數字經濟是指以數據資源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2021年8月，中國信通院發布的相關白皮書顯示，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以5.4萬億美元的規模繼續位居世界第二，位居第一的美國則達13.6萬億美元。就比例而言，發達國家美國、德國和英國的數字經濟在國內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占其GDP的60%以上。
2021年9月，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數字經濟報告2021——跨境數據流動與發展：數據為誰流動》披露，數據驅動的數字經濟在全球正展現出其極大的不平衡。其中，最不發達國家使用互聯網的人口占比僅20%，而且下載速度慢，上網資費高。全世界超大規模數據中心有一半在美國和中國——兩國的5G普及率最高，過去五年人工智能初創企業融資額占全球的94%，頂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占世界的70%，最大數字平臺市值占全球的近90%。
但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面臨不小挑戰。數字經濟增速下滑（或者說不穩定）只是一個結果，根源仍是中國數字經濟所依賴的核心產業發展乏力。
國際設計思考協會（ISDT）北京分會秘書長、北京聯合大學管理學院創新創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陶金元曾表示，我國全面推進數字經濟戰略面臨三方面挑戰：電子商務高速增長難以為繼、數字經濟底層技術創新乏力，以及相關法規制度建設亟待完善。
比如電子商務，商務部的數據顯示，數字經濟的傳統核心組成部分電子商務成交額盡管持續攀升，但增長率自2014年開始下滑，2020年下降至4.5%（2021年數據尚未公布）。盡管我國互聯網企業在人工智能、芯片技術、物聯網等相關技術領域投資研發力度很大，但相關自然科學底層技術創新仍整體落后于美國，“卡脖子”技術嚴重威脅我國數字經濟的長遠發展。
不僅如此，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產業，中國在數字技術領域還面臨來自其歐美國家在政治、法律層面形成的競爭。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崔宏偉告訴新京智庫，自2020年初起，歐盟連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法律框架，以提高數字“技術主權”和戰略自主為目標，增強歐洲數字創新能力，降低數字技術對外依賴度。
這一系列來自各國政府的動作導致全球數字經濟發展也出現了“裂痕”。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福良等人撰文稱，這是橫亙在“南北（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一條難以跨越的數字鴻溝。
美國正構建圍堵中國數字經濟的全球戰略
數字經濟正在重構世界經濟秩序，這源于其天然具有的全球性競爭態勢。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主任許可向新京智庫表示，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的本質不同在于，工業經濟由于受勞動力、屬地化的工廠生產等因素限制，形成了不同地區的市場分割，數字經濟則不受這些因素的影響。數字經濟是依托于一個跨國界的虛擬空間，這是其全球競爭的物理基礎。因此，數字經濟天然具有國際競爭態勢。
新冠疫情發生后，這種全球性更加凸顯。交通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錢斌在2021年11月的一次論壇上表示，疫情常態化防控之下，更多線下需求轉化為線上。這進一步加速了全球經濟與貿易網絡空間的構建，從而帶動了全球創新鏈、產業鏈和價值鏈的整合優化，起到了推動全球要素、資源重組、全球經濟結構重塑的作用。
錢斌舉例解釋，比如勞動服務外包，尤其是客服外包，逐漸開始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在跨境支付領域，各國央行高度重視數字貨幣，并通過數字貨幣橋的建設，在保護貨幣主權的同時，提高了服務貿易的領域。
這是因為數據資源具備全球通用的功能。許可解釋，同樣的數據可以為個人，為企業服務，也可以為國家服務。數據的重復利用、零邊際成本復制和使用的非競爭性是數據資源的最根本特征，其通用性的特征引發了各國對數據的爭奪。這使得互聯網競爭從一開始就處于全球競爭態勢，并且是代際競爭。
數字經濟也不像工業經濟，通過一點點改進，壓縮成本，提升效率實現累進式創新，而是打破傳統的顛覆性創新。“比如，取代柯達相機的并不是更好的相機，而是手機”，許可說。
因此，“如何發展中國數字經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課題”，許可表示，過去幾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在放緩，如果這種趨勢進一步加劇，中國數字經濟或將被以美國為代表的科技巨頭拋下，而一旦拋下，“按照代際競爭理論，就會面臨降維打擊。”
美國或將實施更為嚴厲的打擊政策。2021年1月，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發布的《美國全球數字經濟大戰略》報告指出，過去20年來，數字經濟的興起進一步深化和擴大了全球一體化。面對中國的競爭，美國需要一個宏大、全面的戰略指導，保持美國在全球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如果沒有這樣的戰略，美國落后于中國的風險就會大大增加。”
而美國也正在構建圍堵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全球計劃。比如，2021年6月，美國和歐盟成立“貿易和技術委員會”，旨在推進數字化轉型和新興技術合作，主導全球數字經濟和技術標準，推動美歐數字領域協調從戰略構想走向實踐。
該委員會于2021年9月舉行首次會議后發表了聯合聲明，“協調解決全球關鍵技術、經濟和貿易問題的方法；深化跨大西洋貿易和經濟關系，基于共同的民主價值觀制定政策。”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張占斌在2022年全國兩會上提交的提案中建議，從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更好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鞏固和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的全球競爭力的大局看，“我們必須搶占國際新高地和制高點。”
數字技術競爭已成大國關系競爭重點領域
要搶占數字經濟的全球制高點繞不開其核心產業，尤其是數字核心技術。
《分類（2021）》指出，數字經濟的核心產業是指為產業數字化發展提供數字技術、產品、服務、基礎設施和解決方案，以及完全依賴于數字技術、數據要素的各類經濟活動。
從事國際關系研究的崔宏偉表示，21世紀技術的進步將世界推進到數字時代，新一代數字技術和數字產業對一國綜合國力和全球競爭力起著關鍵性作用。數字技術競爭已經成為大國關系調整的核心動力之一。
從總量和增速來看，我國制造業近年來均領跑全球。工業和信息化部的數據顯示，“十三五”時期，我國工業增加值從23.5萬億元增加到31.3萬億元（連續11年蟬聯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 制造業的占比比重對世界制造業貢獻的比重接近30%。其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增加值也有明顯提升，由約1.8萬億元增加到了3.8萬億元，該行業增加值對GDP的貢獻已由2.5%提升到3.7%。
這與幾個主要發達國家相比具有優勢。相關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末，美國工業GDP增加值僅2.27萬億美元，在全球制造業總額中占比不足11%。日本制造業GDP增加值大約1萬億美元，其GDP占比不足20%，在全球制造業中占比約5%。德國制造業GDP增加值為6795億美元，其GDP占比約18.13%，在全球制造業占比約3%。
但具體到我國數字經濟的核心產業，則尚有很大改善空間。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劉剛告訴新京智庫，我國傳統產業自主創新能力和技術研發能力不足，關鍵核心技術對國外依存度較高，尤其是制造業多以代工和組裝為主，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
以半導體為例，全球咨詢機構Gartner發布的《2021年全球半導體前十大供應商》顯示，2021年全球十大半導體企業，美國擁有7家并且在各自領域具有不可撼動的市場地位。中國大陸無一家企業進入該名單（中國臺灣聯發科在其中）。
這與我國的基礎研究長期投入較低有關。統計顯示，中國基礎研究投入僅占研發投入的6%，遠低于美國、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15%至25%的水平；企業基礎研究投入也嚴重不足，美國的企業基礎研究支出約占全社會的28%，中國僅占2.9%。
不僅如此，與美國相比，中國在數字經濟的核心產業相關領域還有不小差距。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李西林撰文稱，美國在基礎軟件和工業軟件、云計算、區塊鏈、金融科技、工業互聯網、搜索引擎等領域也基本是全球領導者。
文章稱，基礎軟件和工業軟件是軟件產業的基礎和制高點，更是整個現代工業發展的重要支撐。在操作系統領域，根據Net Market Share數據，微軟公司的Windows和蘋果公司的Mac OS操作系統壟斷了全球95%以上的市場份額。在工業和設計軟件領域，美國EDA芯片設計軟件Cadence、專業圖像處理Photoshop、計算機輔助設計軟件AutoCAD等軟件在市場份額占比和性能方面均為全球領先。
中小企業數字化率仍較低
數字經濟的強力引擎是數字化轉型，尤其是企業數字化。
2021年12月19日，在2021中關村數字經濟產業聯盟代表大會暨華為北京城市峰會上，華為公司高級副總裁、中國區總裁魯勇介紹，2018到2021年期間，在全球8300家標桿企業中，全面擁抱數字化的前10%企業，比后25%企業，營收增速快了5倍，而且這個差距在未來還會持續擴大。
我國企業數字化雖然有了一些成效，但仍然面臨不小挑戰。國家標準化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向新京智庫介紹，重點領域的企業數控化率達到了55.4%，數據工具的應用達到了74%，“不過，工業互聯網的應用還處于相對初步的階段。”
比如，我國工廠現場控制大部分是通過PLC（可編程邏輯控制器）控制、管理生產線上的設備、儀器儀表等進行生產作業，但由于PLC基本上依賴進口，因此存在標準碎片化、協議不開放等問題。“這導致工業互聯網應用非常有限”，鄔賀銓說。
同樣，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率也相對較低。據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中小企業關鍵工序的數字化裝備應用比例為45%、生產過程信息系統覆蓋占比為40%、設備聯網率為35%，僅有5%的中小企業采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對生產制造環節提供優化建議和決策支持。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工業企業中，中小企業數量占比約98%。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聶輝華團隊通過對2012年-2019年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年報中“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人”關鍵詞進行分析，總結得出，中國制造業企業數字化存在幾個特征。
聶輝華表示，雖然中國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速度近年來在加速，但是，從行業來說，輕紡行業轉型比較快，重化工業轉型比較慢；從企業性質來看，外企的數字化轉型程度比較高，民企次之，國企最低；從企業規模來說，大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比較高，中小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比較低。從省份來看，東部沿海地區的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速度比較快，西南和東北較慢。
聶輝華向新京智庫介紹，總體上，我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沒有顯著提高企業的資產回報率和利潤率。從樣本企業來看，大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效果比較好，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效果不太好。外企是例外——數字化轉型的績效比較好，資產回報率和利潤率都是正相關的。
阻礙企業數字化的主客觀因素
不過，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效果不理想并不是因為企業不愿意轉型，而是遇到了諸多困難和挑戰。
據相關調查顯示，70%中小微企業的管理者有強烈的數字化轉型意愿，但近80%已經進入數字化轉型的中小企業尚處于基礎探索階段。由于數據采集基礎薄弱、轉型人才欠缺和技術應用水平較低，多數企業無法轉型；轉型成本的高企和資源投入的不足又使得中小企業不能轉型；轉型見效慢、協同差、成果不明顯使得中小企業對轉型信心不足而不敢轉。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互聯網研究室主任李勇堅告訴新京智庫，要解決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問題，成本投入是一個“坎”。企業數字化要投入一大筆成本，一些企業心里對此有焦慮，因為“他們需要直面轉型失敗的風險”。
除了成本投入所可能面臨失敗風險，聶輝華介紹，一些企業對于數字化轉型的認識也是不到位。在這些企業里，對于數字化轉型還沒有形成一個清晰的思路和理念，比如有一種觀點認為，數字化轉型就是任命一個首席信息官或首席數字官。
數字化轉型的另一個難題是數據匱乏。聶輝華表示，在數字經濟時代，大數據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可是中小企業沒有多少數據積累。另外，我國在數字化轉型的核心技術和第三方服務方面存在供給不足，核心技術如芯片、底層操作系統、關鍵的工業軟件，基本都要靠國外引進。在軟件方面，能做總包的第三方服務商也不多，沒有行業化、定制化的方案，中小企業的個性化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日本70%左右的中小企業已經或者即將完成數字化轉型。聶輝華認為，日本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之所以有今天這個成績，得益于幾個原因。首先，在組織安排上，日本經濟產業省有專門負責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機構，叫做“中小企業轉型辦公室”。其次，在一些具體措施，包括財政、稅收方面的優惠，低息貸款，專項財政補貼，專門為中小企業提供IT導入系統的企業等。而這些為中小企業提供數字化轉型技術設備的企業，還可以得到稅收優惠。
與此同時，日本也非常強調推動共同平臺的建設，也就是鼓勵第三方機構專門去針對不同行業、不同規模或者不同地區的企業，量身定做一些方案。
劉尚希表示，由于數字化不是某一個領域，而是涉及各個領域，數字經濟發展起來之后，監管的部門急劇增多。現在實際上涉及管數字經濟的有20多個部門。過去常說“九龍治水”，現在已經遠遠不止“九龍”了。在多頭監管的情況下，數字企業面臨合規性風險急劇上升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數字企業發展、數字化創新就遇到了障礙。
中國“有著很強的天然優勢”
盡管中國在數字經濟發展中有需要補齊的短板，面臨不小挑戰，但也有一些獨特的優勢。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本格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rom）曾表示，中國擁有巨大的數據積累空間，在數字經濟時代有著很強的天然優勢。數據是新財富的源泉，是新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主導的經濟模式下，數據規模的差異意味著未來國家經濟發展的差異，比如網民規模。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CI）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2月，中國網民數量達10.32億，較2020年12月新增4296萬，互聯網普及率達73.0%，較2020年12月提升2.6個百分點。中國成為全球唯一擁有十億“網絡居民”的數字社會，接近2020年歐美總人口。
暨南大學童鋒等人撰文表示，網民優勢形成了中國數字經濟的巨大潛能，比如從電商平臺到在線支付，中國已經成為全球互聯網應用業態的領先國家；從技術驅動到應用驅動，使互聯網用戶的優勢得到有效發揮。
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亦對新京智庫表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具有三大優勢，國民經濟綜合實力不斷提高，使得我們在全球擁有最快捷的交通基礎設施，由此產生巨量的物流；就單一國別而言，中國有全球通訊基站覆蓋率最高的通訊基礎設置，由此產生了巨量的信息流；以及有著全球最為廣泛使用的電子支付系統，由此產生了巨大的數據流。“物流、信息流、數據流都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最寶貴基礎。”
這些優勢正在進一步增強。2021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發布。《規劃》提出，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壯大經濟發展新引擎。
2021年12月，國務院下發《關于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的通知》亦明確提出，“堅持以數字化發展為導向，充分發揮我國海量數據、廣闊市場空間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充分釋放數據要素價值，激活數據要素潛能……”到2025年“在部分領域形成全球領先優勢”。
新京報記者 肖隆平
